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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道所述情况来看，该医院的行为显然已涉嫌过度医疗。过度医疗，指的是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违反临床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不能为患者真正提高诊治价值，只是徒增医疗资源耗费的诊治行为。南京家和医院将李先生的前列腺炎诊断为有癌变可能，激发了他对疾病的恐慌情绪，进而向他推荐并实施价格高昂的物理疗法，而三甲医院的医生对此疾病的诊断却是无须治疗江南app体育，这充分表明，南京家和医院可能存在夸大病情，治疗方案不当的问题，其使用的诊疗手段超出了疾病诊疗的根本需求，从患者角度来看就是赤裸裸的“坑骗”。

而且，该医院的院长的解释也根本站不住脚。其称病历和诊断上都没有什么大错，主要是钱多和没有疗效两个大问题。患者来看病就是为了早日痊愈，花了大钱还没看好病，这不就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吗？怎么还能说没什么大错。前列腺炎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为何在南京家和医院，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法会与三甲医院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果不是故意坑人，那就是医生的业务水平相当堪忧。更令人愤慨的是，医院还专门挑选最贵且最无用的疗法给患者治疗，这不仅仅是医疗行为上的失范，更是对患者权益的极端漠视，只想着自己赚钱，不顾患者承受的巨大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医德何在？良心何在？

民营医院确实有定价自主权，当下江南app体育，过度医疗的界定确实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江南app体育，但这并不能成为医院一心牟利、大肆敛财的借口。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明确的江南app体育，医生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案，并充分告知患者治疗的风险和费用，而不是利用医患之间的信息差，虚构、夸大病情，用话术诱骗患者去选择那些昂贵而无用的医疗项目。

针对此类事件，医院再继续巧言狡辩，只会显得吃相难看。该医院应当立即停止一切不当行为，主动退还患者的不合理费用江南app体育，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同时，医院应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的医疗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每位患者都能得到合理、有效的治疗。主管部门也应积极介入，对该医院进行深入调查，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并加强监管，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当前国家对于整个医疗行业的监管和规范不断强化，但仍有不少医院，尤其是部分民营医院，为了增加收入江南app体育，提高利润，不顾病人的实际情况，有意地采取过度医疗的手段坑人。患者在就医时也需要谨慎选择，考虑医疗机构的资质、信誉和专业水平，不要盲目相信广告宣传。同时也要加强对自身疾病的认识和了解，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治疗过程中，应保持警惕，注意医生的诊疗行为是否合理、规范，及时提出疑问和意见。若遇到过度医疗行为江南app体育，可以依法维权，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医院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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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举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形成有何影响？“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等儒家思想观念蕴含怎样的人权精神？近日，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早在“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便有了人权认知思维和人权理念意识，那一时期中华典籍中的大量相关论述，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鲁广锦：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期，“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也是历史上人权思想的集中产生期之一，这一时期诞生了孔子、老子、柏拉图、佛陀等，各大文明形态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与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相关的人权思想，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权自觉”。

鲁广锦：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认为，“权利观念是源于古代传统的当代重要观念，而这种传统是先于权利观念的形成而存在的，它们得到了接受和吸纳，并为权利的产生提供了空间。”“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虽没有提出“人权”或“权利”等概念(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形态也没有提出)，但对人之为人的价值和人之存在的意义已有较为深入具体的认识和思考，出现了属于人权范畴的重人、爱人、尊人、保人的人权认知思维江南app体育，具有生命权、生存权、人格权、环境权等人权理念意识，建构起古代中国人权思想价值体系的基本范式。

首先，“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人本”，重视人的生命和人的存在价值，具有生命权意识。据研究统计，仅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就有162处讲到“人”，足见孔子对“人”的重视。在儒家看来，“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上》)，强调“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明确“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道家也提出“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列子·天瑞》，亦见于汉代刘向《说苑·杂言》)等思想。中国思想家对人的存在与人的生命重要性的认识，与古希腊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民本”，重视民生，具有生存权意识。《尚书》中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先祖训诫。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重要思想。基于对“仁政”的思考，儒家提倡利民、裕民、养民、惠民。道家也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江南app体育，乐其俗”(《老子·下篇八十章》)的利民思想。遍览“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体文献，如此关注民生且具有生存权意识的思想，无出中华文明之右者。

第三，“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仁爱”，重视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人格，具有人格权意识。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和保护，最能体现人人平等的人权精神。“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现代文明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有许多暗合之处。在孔子看来，“仁”首先要“爱人”(《论语·颜渊》)，做到人与人之间互爱、互敬，孟子也认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仁爱”的最高境界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和“兼相爱”(《墨子·兼爱中》)，做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儒家与墨家关于“仁”与“爱”的思想，与西方文明中的“博爱”“爱邻如己”“亲如兄弟”等理念有相通之处，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以“仁爱”为基础，儒家特别强调平等相待，孔子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第四，“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提倡“天人合一”，重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环境权意识。环境权是一项现代人权，在人权理论中通常被界定为第三代人权。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认识和思考，在“轴心时代”便已产生。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天然带有“因天之时”的特点，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天人观。儒家大多偏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强调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最终实现人与自然“致中和”的协调关系。道家主张“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庄子认为“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研究表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明建构起“达仁”“尚善”“崇正”“贵和”“向公”的人权价值认知。从人权的语境理解，“达仁”是要做有爱心的人，“尚善”是要做有益于他人的人，“崇正”是要做主持公道和正义的人，“贵和”是要做相互不被伤害的人，“向公”是要做平等的不被歧视的人。这也说明，“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以道德哲学为基础的，并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充满着人性、德性和理性的力量。

鲁广锦：“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类人权文明的重要成果。如果说以希腊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自然法哲学基础之上的西方人权思维有着抽象的、形而上的特点，并以个人自由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那么，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建构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人权思维则有着具体的、现实的特点，并以集体平等主义为主要价值追求。这也说明了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中西人权模式江南app体育，虽然都有重视人和尊重人的一面，但自生成起便存在不同。正因有这种不同，才丰富了人类人权文明的多样性，形成了当代国际社会个体人权与集体人权互补的局面。

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是约2300年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自然有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其中包括民主法制观念的不足、等级制度的存在等。对于这些历史局限性，我们应客观理性看待江南app体育，不能因此就否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权精神，否定中华文明人权思维的创造性与合理性。重要的是看“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提出了什么、发现了什么、蕴含了哪些精神、对当代有什么意义。当然，过于夸大也不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

鲁广锦：有研究认为，“人权观念是传统中国思想中未显题化的理论”。如何才能发现、挖掘、使用好“轴心时代”中华文明的人权“富矿”，以下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跳出“西方中心论”的人权思维定式，摆脱人权概念是西方思想家发明的束缚，视人权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二是从中华文明的人权思维逻辑出发，揭示中华文明的人权思想内涵、价值取向，挖掘其合理性内核，把握中华文明的人权精神特质；三是遵循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从人权的基本范畴与历史逻辑出发，将中华文明的人权因子纳入人类人权文明体系之中加以研究考察，探寻中华人权文明与人类人权文明的共性价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