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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友钱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其朋友连续两天因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驾照将被扣总计12分，因为不想学习，其便请钱女士“帮忙”去处理其中一次的违法行为。在替朋友处理完一周后j9九游会中国官方网站，钱女士接到了派出所电话，被告知复核到违法行为人并非钱女士本人，钱女士需因“代扣分”行为被处罚。最后钱女士被处罚款5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1个月。帖文中，钱女士提醒大家“不要再好心帮忙了”。

10月30日，钱女士告诉记者j9九游会中国官方网站，其朋友在10月中下旬连续两次违法后，因看到“交管12123”APP上的违法行为照片，只拍到了车屁股，便心存侥幸，请钱女士“帮忙”，“我们是认识的，不涉及买卖，以为没什么问题就答应下来了。没想到一个礼拜后接到了派出所电话，在派出所确认了代扣分的事实后，就带我和朋友去交警部门接受处罚了。”

钱女士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4年10月17日，被处罚人于2024年10月17日1时34分，在奉贤区南桥镇菜场路新建西路东约50米，违反《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实施替代他人记分累积分值达到6分的违法行为。依据《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五款的规定j9九游会中国官方网站，决定罚款伍仟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一个月。

同时，《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由他人替代记分的，由公安机关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替代他人记分的，由公安机关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介绍替代记分的，由公安机关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替代他人记分或者介绍替代记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11月1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交警部门获悉，对于上述相关违法，警方将根据交通违法行为代替记分的分值，对违法当事人依法予以相应处罚。交警部门表示，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交通违法处罚的对象是违法当事人，谁驾车违反交通法规了就应该谁接受处罚，即使是关系密切的亲朋好友间也不允许代扣分。如此才能充分发挥记分制度的管理、教育、引导功能，减少交通违法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将持续加大“买分卖分”打击整治力度，净化道路交通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据介绍，上海自2021年底实施了“接受教育减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政策（以下简称“学法减分”），符合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登录“交管12123”APP报名参与“学法减分”，每个记分周期内最多可减免6分。交警部门表示，“‘学法减分’这一措施，就是为了发挥交通违法记分制度教育引导、鼓励守法的正向激励作用，推动提升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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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除了希望判决余华英死刑外，还提出了920万元的民事赔偿，“920万只是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人贩子根本就给不了，但该提的还是要提。可能她连3万块钱也给不了我们，但数字一定要提高，这是对其他人贩子的一个震慑”。那么，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关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和金额一般是如何确定的？

一是实际损失。民事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针对被拐卖儿童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针对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侵权赔偿。具体到余华英案，就被害人及其家庭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而言，其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受害儿童的人身损害赔偿，受害家庭因被拐卖而直接产生的经济损失，如寻找孩子的费用、被拐儿童寻找亲生父母的实际支出费用等。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者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严重精神损害该如何定性？其与赔偿金额、范围的确定有什么关系？如果非严重精神损害，是否也可以获得民事赔偿，金额怎么确定？

在我看来，主张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即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观点，容易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标准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等同于严重精神损害，还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其次，从现实来看，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确实可能对被监护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然而，这种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可能因人而异，是由受害人的个体差异、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在认定严重精神损害时，需要充分考虑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赔偿金额的确定通常依赖于多种因素，包括被监护人的年龄、受害程度、监护人或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程度、犯罪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

强化司法保障。一方面严格司法审判，确保受害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对于符合赔偿条件的寻亲费用，应依法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加大执行力度，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分子的财产追缴力度，确保赔偿款项能够及时到位。与此同时，建立执行监督机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确保赔偿款项能够真正用于受害者的生活和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