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铁川：中国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区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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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副主任 赵精武：我们重点要防治的是部分信息的推送方式，核心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和用户的信息自主权。比如我们国家的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中明确，必须提供不直接匹配到具体自然人的用户标签画像的功能，而且要求提供给用户及时关闭与自己其他信息相关联的功能。之所以提供切断渠道，就是为了避免大量信息被滥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副主任 赵精武：我们国家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群体做了区分，因为这两类群体在面临算法推送时存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未成年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有限，易受到网络沉迷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解决网络沉迷的问题。而对于老年人来说，一般碰到的问题是大量新兴的技术，以及这些信息技术无法使用的问题，因此立法所要解决的是适老化问题，并且还有防止网络诈骗的风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副主任 赵精武：首先我们需要承认，法律跟技术治理之间是存在脱节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配套更加灵活的治理机制。在实践当中比如像科技审查的机制，就是为了解决技术创新当中碰到的各类风险。同时，除了算法治理的法律，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里的相关制度也可以起到辅助治理功能。除了这两点之外，为了有效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法律也会给未来的平台经济预留一定空间，来实现平台经济发展和监管之间的平衡。